习近平:调研的5个过程和5个要求

    2018-06-01 14:41:37           浏览数:0

 

 

     

 

 

   青岛二中党委             2018第【6】期   

 

 

文章目录:

1、习近平:调研的5个过程和5个要求

217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

  

 

习近平:调研的5个过程和5个要求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李志勇)

 

【学习导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中央政治局出台的八项规定,把“改进调查研究”摆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深入阐释了调查研究的意义、内涵、要求、方法等,形成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思想,并且身体力行、亲力亲为,为全党做出了表率。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研的重要思想对促进党中央决策部署尽快落地意义重大。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推进工作,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过程”简明而深刻地概括了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

“调查研究是一个了解情况的过程。”调查研究始终是我们进行一切科学决策所必需也是唯一可靠的前提和基础。决策要科学,就要掌握全面真实、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真正搞清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真正搞清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真正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调查了解情况,做到“耳聪目明、心中有数”。

 “调查研究是一个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调查研究要“身入”更要“心到”,通过“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最需要我们党委、政府干什么”。“真心实意地交朋友、拉家常,通过面对面交流,直接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所想、所急、所盼”。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调查研究,使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集中民智、体现民意、反映民情。

“调查研究是一个推动工作的过程。”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政策实施后要跟踪反馈,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让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落下去,让惠及百姓的各项工作实起来,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真实情况了然于胸,使工作有抓手、破题有办法。

 “调查研究也是一个自我学习提高的过程。”调研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的一部分。调研本身就是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过程,是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是加强党性锻炼、强化理想信念宗旨的过程。经常调研,“非常有益于促进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有益于深切了解群众的需求、愿望和创造精神、实践经验”。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正确的决策,绝对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堆人,不作调查研究,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就能产生的。调查研究“千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

 总之,我们要认识到,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

以调研实践推动历史性变革

“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始终坚持“调研开路”。

推进党的建设必调研。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亲赴河北、河南兰考县调研指导,要求拧紧理想信念“总开关”、扎牢作风“篱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走好新时期的赶考路。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分别视察浙江、安徽,作出明确指示。

 作出重大决策必调研。作出和实施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赴广东、湖北、山东等地和军队系统调研,强调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提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实施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赴福建、江苏等地调研,在江苏首次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赴重庆调研,强调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

 实施重大战略必调研。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京津冀调查研究,提出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设立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出历史性步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考察国内沿线省份以及相关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他又考察了沿江省市区,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抓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思想和正确处理“五大关系”的要求。

 推进重大工作必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调研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设立上海自贸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习近平总书记都亲临调研指导,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科技创新等,他都亲到一线调研指导。

 破解重大现实问题必调研。为破解环保短板,习近平总书记赴北京、贵州、上海、湖北等地深入调研,强调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为破解东北发展困局,习近平总书记赴东北三省调研,指出东北地区要确立“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创新活力”,在此基础上找到一条“发展新路”。

 关心百姓生计必调研。“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无论到哪里调研,总要到困难群众家走一走、看一看。他走遍了全国每一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住房、养老、就业、医疗、教育,凡是百姓关心事都一一过问,“粮食够不够吃”“孩子上学要走多远”“家里是旱厕还是水厕”,群众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挂念心中。

 从调研中发现问题、认识国情、寻求规律,在调研中孕育新思想、谋划新战略、形成新举措,五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考察调研50余次,足迹遍布祖国大地。他在考察中的所见、所思,上升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为各级党政干部树立了光辉典范。

调查研究要求真务实

“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详细资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工作作风,也是他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他用“深、实、细、准、效”概括了调研要达到的5个要求,强调要求真务实。

调查研究要求“深”,要深入群众,善于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呼声,体察情绪,感受疾苦,总结经验,吸取智慧,抓住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调查研究要深入基层,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到田间、厂矿、群众和各社会层面中去,才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要求“实”。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要紧紧围绕调研主题,实事求是地安排考察内容;既要到工作开展好的地方去总结经验,更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调研解决问题。要保持务实作风,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

 调查研究要求“细”。只有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深入分析问题,掌握全面情况。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听取干部汇报,又要听取群众反映;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坚决摒弃“看盆景、出镜头、露露脸”的形式主义调研,善于从群众的“后院”和“角落”里发现问题、找准对策。

 调查研究要求“准”。调查研究,包括调查与研究两个环节。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关键看调研实效、看成果运用、看问题解决。结论要科学、准确,“不仅要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实际情况,更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

 调查研究要求“效”。调研是要解决问题,调查结束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较强操作性,做到出实招,见实效”。

 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研的重要思想,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不搞花架子,加强与改进调查研究工作,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一:

毛泽东的才溪乡调查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为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从今天开始,本报推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摘编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的精辟论述、方法作风和生动故事,敬请关注。

毛泽东193311月下旬的才溪乡调查,是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著名的社会调查。在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才溪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科学的总结,为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的才溪乡调查,为我们树立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193311月下旬,毛泽东率领中央通讯排警卫班的战士,从瑞金出发,经长汀水口、上杭、官庄,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来到才溪。一来到才溪,他就找了区乡干部,在才溪区苏维埃政府召开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倾听了干部关于才溪人民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政权建设、生产支前、经济建设、物价对比、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汇报。毛泽东根据自己列出的提纲,一边记下笔记,一边又和干部们展开讨论。毛泽东问:当兵是怎样去的?对红军家属如何照顾?选拔干部是如何进行的?如何组织妇女、老人搞生产建设的?干部们一一作了回答,随后毛泽东还相继召开了工人代表、贫农代表、耕田队长等调查会。在工人代表会上,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才溪工会的组织情况和工人的生活情况,热情地鼓励大家干革命要坚决,要勇敢,不怕牺牲,要搞好物资交流,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在贫农代表会上,毛泽东亲自询问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并说:竹子用途很大,能造纸出口换回盐和布,又能编箩筐,每家每户都少不了它,连扁担也是竹做的,大家要少吃笋,保证竹林。

毛泽东的才溪乡调查,正如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的调查技术中所指出的那样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自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根据参加过毛泽东在才溪召开调查会的老一辈回忆说,当时毛泽东问得很具体,细致,态度非常平易近人,非常谦虚,会上有问有答,有讨论,风趣幽默,会开得很活跃。例如调查物价,猪、鱼、鸡、鸭、蛋、木、铁、布、盐、茶、纸、油等暴动前后的讨论,一概问个齐全,当问到土纸暴动前后的价格时,与会者答不出来,区苏干部只好特地到附近的消费合作社问工作人员,回来再告诉他。毛泽东听后一一做了笔记。

深入访贫问苦,促膝谈心

除开调查会外,毛泽东还深入到红军烈士林俊、外出苏维埃干部王兴旺、贫苦农民银连子、孔菊姑、太生子等人家里访贫问苦,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和发明创造,了解他们有何愿望、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在红军家属孔菊姑家里,毛泽东满面笑容地问:老人家,家里有多少人?日子过得好吗?孔菊姑说:儿子当红军去了,媳妇在家,日子过得很好。陪同的乡苏干部告诉毛泽东:她的独生儿子孔宪章领头参加红军,而且动员了30多位青壮年一起参加红军。毛泽东连声说:好!好!红军家属很光荣。接着毛泽东又问:苏维埃干部有没有到你们家里帮助你解决困难问题?孔菊姑回答说:有,区、乡干部经常来我家,问寒问暖,想问题想得很细,连柴、米、油、盐、疾病都想到了,我连水都少挑,平常的生产区乡干部会组织人来照顾帮助犁田、耙田、莳田,我们的干部确实很好。毛泽东笑着点头:好!这样就好!

一次,毛泽东来到一群众家调查,正好他们在吃饭。主人热情地端出红皮黄皮几种外观不同的番薯请毛泽东吃,毛泽东亲切地问:这几种番薯哪一种产量高?群众回答说是水红皮黄心番薯产量高。毛泽东又问:是本地种吗?群众回答道:是广东引来的种。毛泽东一边吃,一边点点头说:这种番薯产量高,又好吃,明年要多种。

在帮助群众劈柴中了解情况

在调查期间,毛泽东还亲自到上坝段军公田检查生产,参加劳动,帮助群众劈柴。听到衰坑这个村名后,毛泽东对该村的干部群众说:有共产党领导一定会兴旺起来,衰坑这个村名不好,不如改为发坑,好不好?干部群众欣然接受,从此衰坑变为发坑。当看到有群众用竹笕把水引到家里时,他就启发群众要用类似的方法把水引到旱田里去,使旱田变成良田;当了解到群众砍柴不栽树时,他便教导他们砍柴要有计划地砍,要边砍边栽;当了解到才溪中草药资源丰富时,他就教导区乡干部要重视组织人员调查,收采中草药,办好药材合作社,帮助群众解决缺医少药的困难。

毛泽东离开才溪前夕,还召开了区苏维埃工作人员会议,对大家说:要搞好土特产经济收入,茶油、土纸、猪肉、鸡、鸭都可以出口,换回东西,这些都要组织好,只要有了东西,敌人就封锁不了我们,大家要有信心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针对群众缺医少药问题,毛泽东说:你们住在山区,山区中草药来源很丰富,区乡要很好重视组织。谁去采?去多少人?什么地方有?要很好地调查,一个乡要有一两个医生,把那些中医组织起来,生活上给予一定的照顾。毛泽东对才溪区、乡干部工作非常满意,热情地鼓励他们说:你们能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既能和群众一起闹革命,又能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这很好。如果光叫群众去参军,要公粮,你给了群众什么?如群众的劳动问题、生活问题、疾病问题都要帮助解决。最重要的就是发动群众互相帮助。又说:才溪的工作做得不错,是个模范乡、模范区,要保持下去,不要骄傲!

(摘编自《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12 黄春开/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二:

周恩来实事求是搞调研

周恩来在党内最早明确地提出了调查研究问题,并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周恩来进行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灵活多样,讲究科学而且卓有成效,为后人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

196143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加强理论学习光有调查研究工作,没有理论指导也不行。没有理论指导,就会妨碍我们去进行调查研究。”“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武器来进行调查研究,这样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周恩来多次强调: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调查研究,首要原则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周恩来强调:做调研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周恩来在许多报告和指示、电报中,一再强调面向实际、搞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各项工作都要从目前实际出发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找出此时此地的特点规定当时适当的口号和策略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要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策、办事,不能大概可能想当然

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

周恩来认为,调查研究不是一个简单地下到基层和群众中间获得情况的过程,而是一个贴近群众、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倾听意见的过程。因此,他十分注意同群众接近的方式。

周恩来指出: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与群众区别对待和隔离起来,要杜绝那种事先安排、前呼后拥的调研方式。在调查中,他总是轻车简从,不要迎送,反对戒备森严。他曾严厉批评过那种把众人拦住为领导车辆让路的封建官僚做法。他说,到处设卡,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当群众不敢讲真话时,周恩来总是从闲聊入手,营造轻松和谐的气氛,因势利导,进行思想沟通和交流。19567月,他在上钢一厂视察时,亲自来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和工人一起边吃边谈,大家像朋友一样在一起拉家常,从而听到了群众的心里话。

1958年,周恩来带领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视察三峡地区,对三峡工程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一行实地考察,风尘仆仆,又连夜召开三峡工程技术讨论会。讨论会结束时已是深夜,周恩来不顾劳累,铺开规划和设计图仔细研究。天亮以后,他的秘书告诉有关负责人说:总理发现里面的数据有错误。后经复查,证明数据确实不对。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让大家十分感动。在调查中,周恩来坚持既听喜也听忧,而且还特别注意求真,防止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在尊重地方同志意见的同时,周恩来常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安排、没有做过手脚的地方去调查,从中发现问题。他说:你要想摸到真实情况,就不要老是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要多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地方走一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为真实的情况。

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

周恩来公务繁忙,不可能长时间深入基层,事事都作直接调查。很多时候,他通过召开会议来集中听取各方的意见,进行调查研究,从中了解问题。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时,特别是出现争论时,周恩来经常召集各种会议,反复讨论研究,从中进行比较和鉴别,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集中起来。他认为在会上多听取各种意见,可以集思广益,对问题获得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召开座谈会或讨论会时,他总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积极参加讨论,仔细研究如何解决问题;不满足于看书面材料,而是利用会上会下一切机会,向来自现场、来自基层的人进行调查,非常具体,非常深入。

196351日,周恩来得悉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没,当即指示海军迅速派军舰前往营救。当时还不清楚沉没原因,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不一。周恩来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他指示新华社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并立即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周恩来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向事件亲历者、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负责人反复调查了解情况。512日,周恩来在上海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后指出: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并向东海舰队领导人提出: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后经调查发现,跃进号出航前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等情况不熟悉,很可能是偏离航线造成触礁沉没。为进一步摸清事实真相,取得物证,周恩来决定派人出海进行现场调查。出海编队克服重重困难,拍下了现场有关照片,取回了航海日志和其他实物,以确凿的物证证明跃进号是偏离航向触礁沉没的。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平息了外国的猜测和议论,外电转而赞扬中国的务实态度。

19702月的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周恩来把30个粮棉高产典型的代表请上台去,一个个询问,对每个典型都作了详尽、周密的调查。有些地区报典型材料的数字不准确,有的单位领导不能准确地回答问题,周恩来都给予严肃的批评。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弄清了情况,发现了问题,作出了有针对性、切合实际的指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遇到事情先不要武断地下结论,通过召开当事人和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充分调研,掌握尽可能多的情况,然后再作结论,寻求符合问题实际的解决方案。这种科学的工作方式和决策方法,避免了节外生枝,使不少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摘编自《党史博览》2009年第1 李林/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三:

刘少奇调研群体性事件

1957218日,刘少奇登上沿京广铁路南下的列车。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1956年下半年以来某些地区出现的工人、农民、学生闹事问题进行调研,即调研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群体性事件。他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

刘少奇的这次调研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当时,新中国的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过七年的努力,人民民主专政已经相当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正在蓬勃展开;另一方面,市场却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有一万多名工人罢工,一万多名学生罢课。批评的意见、不满的言论也渐次多了起来。1957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思想动向问题。毛泽东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和党内外思想动向,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会后,刘少奇决定抽调全国总工会、团中央等部门的同志,组成一个调查组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

1950818日,郑州部分搬运工人因搬运公司有关负责人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失误,加上坏人煽动,发生了围攻、扣押公司经理、割断电话线、哄抢枪支、砸毁办公室的事件。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等人汇报此事的简报上批示:此等事值得严重注意。工会中的官僚主义是产生此等事件的原因和应有的惩罚。望通告各地注意。最好能派人到郑州去加以彻底处理。这一时期,他还着重研究了工厂管理和工会工作,阅读了大量文件资料,195156月间写了《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指出国营工厂中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分清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他说:如果把这种矛盾看成是一种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因而采取一种敌对的不妥协的态度去对待,那就在根本上犯了错误。

有了上述认识,刘少奇行前即已估计: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这一看法也在随后的调研中得到了印证和充实。调研期间恰值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通过实地调研和研究毛泽东的讲话,刘少奇逐步形成了对群体性事件完整系统的看法和处理意见。

在对事情的性质判断上,刘少奇指出,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并进一步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如在河北石家庄,当地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工人、学生参加的14闹事的情况后,他认为: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这是新的情况。群众起来闹事,第一是不好,第二也是好事,可以纠正我们的官僚主义,纠正我们的错误。稍后,他在河南省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结合此前发生的新乡国营一一六厂工人闹事问题,再次强调: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要利用人民闹事来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我们党。所以对闹事不要马马虎虎,要认真处理。

在对闹事原因的总结上,刘少奇除了指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外,还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这也是他对群体性事件性质的独到分析。1956324日,刘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还存在。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

在对解决问题办法的探索上,刘少奇清楚地认识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够用过去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针对分配问题引发的利益冲突,他研究了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各方面利益的意见,指出: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

刘少奇以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对如何看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从将群体性事件或者说群众闹事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到具体分析官僚主义领导方式与人民利益的矛盾,再到深入一步揭示其经济原因——分配问题,由此引向探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计划与市场关系之路。刘少奇的这些见解对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也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摘编自《党建》2010年第7 殷开/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四:

影响中国的三次调查研究之风

调查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具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词语,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革命的任务。而回顾1949年以来的历史也可以发现,它屡次在紧要关头帮助执政党修正自己的失误,甚至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这样重大的方向转变。

解剖学反冒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层面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在1956年前后。自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到此时,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开始对社会发展寄予更高的期望。从1955年开始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到1956年初中央各部委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完成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同时,中央对农业合作化、私营经济改造等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样,在高层领导之间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冒进与反冒进两种思路。而其争论焦点,就是能否完成较高的计划目标,以及如何评估当时农业合作化、工商改造等工作的速度。

于是,中央领导们纷纷走出北京。比如,时任中共中央工作部副部长的王观澜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到浙江临海等地农村调研。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在农业合作化推进之后,人均粮食产量从452斤减少到428斤,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除了反映合作化问题,他还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毛泽东在批示中表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央此后派出了若干专题小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为反冒进提供了有力支持。19569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925日,毛泽东在以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为主题的报告中提出,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而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个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

1961,调查研究年

1960年夏,因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共产风抬头,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央领导们急需一个改善的根本办法。

在同年1224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和19611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毛泽东率先身体力行,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期10天至15天。126日,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等七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此后,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此后,中央领导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进行了44天的调查。在天华大队,他用化名和分队长的公开身份,住在养猪场。

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调查组,到6月中旬,中央发出的指示中仍指出,中央及省级领导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调查研究。地、县两级的领导人员也应该这样办

省委书记的改变

1977年秋,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开始恢复工作。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由自主地用习惯的调查研究方式,了解久未接触的民众生活。

19784月,习仲勋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此前,他受冤案影响已16年没有工作了。习仲勋到广东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逃港问题。19787月初,习仲勋前往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到达后,没有先听地方干部汇报,而是直接走到村庄里与农民、村干部谈话。当他到中英街站在界碑前亲眼目睹了香港的车水马龙后,若有所思地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习仲勋在调研结束时对宝安县的干部们说,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而且要在全党统一认识,尽最大努力逐步缩小与香港的差距。习仲勋在这个夏天走了23个县。19796月,中央在北京开会专门研究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在听取了广东省委的代表汇报后,李先念也赞同地说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

在安徽,19776月,万里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回忆说,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万里下去调查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当时安徽最严重的是外出讨饭问题。在凤阳县,万里就亲眼看到过农民扒车外流讨饭的情景。后来在一次省委座谈会上,有人提到,凤阳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气愤地说: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有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他接着说,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而这个关系全中国农民生活的疑问,也在调查研究中找到了答案,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197811月,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上发言,总结了对安徽农业调查研究的结果。这样,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在安徽出台,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才拿出一个正式草案’”,就此拉开了安徽以及整个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摘编自《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7 山旭/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五:

朱德的调研经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进行正确决策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也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应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朱德对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十分重视,而且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围绕经济建设,以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朱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深入厂矿、农村,远至东北林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要找机会到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看一看。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产,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他的每一篇报告几乎都涉及当地的经济形势,包括工业、农业、外贸、水利等情况;几乎每一条建议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朱德认为,我们得到政权后,就是要搞生产无论工业、农业,都要想方设法发展生产,这是最重要的只有生产的东西多了,一切矛盾才能解决。

调研方法呈现多样性。从朱德调查报告中反映出来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五种:看材料。朱德外出视察前,常常找来所去地区的有关材料阅看,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听汇报。朱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认真而详细地听取当地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汇报。以195434日至31日朱德在广东视察为例,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听取了中共华南分局工业部部长杨一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贺希明等十几人汇报相关情况。最紧张的一天中,朱德白天在中山县调查区乡情况,晚上听取华南分局等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召开座谈会。为更深入地了解情况,朱德每到一地,常常亲自召集座谈会。他曾说:开会也是调查研究。座谈会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座谈会、群众座谈会、民主人士座谈会等等。朱德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聆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听汇报时,朱德总是鼓励大家讲真话,常说: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亲临现场。朱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到工厂、生产队、田头、水库边,或直接到百姓家中看一看。比如,他视察白云鄂博时,曾到蒙古包中同一个牧业社社长和生产队长谈话。在新疆,他也曾到毡包中看望牧民。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调研。工作人员下去前,朱德总是叮嘱他们: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朱德对他们在调研中形成的报告十分重视,总是亲自审阅改定后上报中央。

注重了解各方面数字。朱德调查报告中引用数字比较多,无论是反映一个地区的生产情况、人民的生活情况,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朱德都喜欢用数字表达。朱德认为:根据数目字来判断政治是容易的,没有数目字是空洞的。他说:有些同志就怕,记数目字就头痛。我偏偏要记,愈是复杂的数目字,愈要记得清楚。以朱德谈到为什么中国可以发展桑蚕、柞蚕的原因为例,他在报告中写道:现在全国有柞林八千六百六十六万亩,目前仅利用了一千一百万亩。如果在五年内利用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就是五千万亩,最少可产茧五百亿粒,相当于六百五十万担。在短短两句话中,他用了七个数字。这七个数字反映出朱德调查研究之细致、之有说服力。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朱德的调查报告,有一些内容是他结合各地的生产建设问题谈到的意见,其中许多涉及思想方法。朱德指出:搞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要求过高、过快。我们只能从现有的水平出发,稳步前进。搞建设要注意学习外国的经验,但学习外国经验也不能照抄照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在发展生产上,朱德认为一定要从当地实际出发。1957123日,朱德视察海口时指出:你们这里没有春夏秋冬之分,一年四季都是生长期,应该根据这个自然条件,能种什么就种什么,各县也不要千篇一律。在处理同农民的关系上,朱德强调,要重视农民的利益和生活。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有国家、集体的发展。只有把三者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群众才有生产积极性,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哪能建成社会主义?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朱德多次讲过,各省的情况不同,应放手让人家做工作,搞建设要适应当地的条件。朱德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这些思想,对各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摘编自《党的文献》2007年第3 廖心文/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六:

问数字”“爱算账

邓小平的调查研究特色

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体现在调查研究中,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深入、唯实、联系大局、敢于担当,具体体现就是问数字爱算账

作出慎重和可靠的决策需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参与作决策和最后拍板之前,都要首先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他历来反对轻率地拍脑袋,凭想象作出决策,认为那种走马观花、流于表面的调研发现不了真正问题,那样做不是一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

1961714日,为进一步讨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邓小平亲率调查组到东北,就工矿企业和城市工作、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对职工的生活关心得最多,也说得最多、问得最细。在哈尔滨时,他问油田负责同志:职工生活如何?一个月吃多少钱?这位同志回答:按过去一个月十三四元就够了,最近来了一批进口面粉,每斤三角二分,这样花钱就多了,低工资工人手头很紧。邓小平当即对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说:进口面粉也不能抬高物价,按国内的价格调拨。李剑白表示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多交的款退回。接着邓小平又问:职工冬装解决了没有?食堂办得如何?听了汇报以后,他指示:食堂要好好管理,不宜过大。到了油田,看到工人们正在搞干打垒房子,他一一询问:去年盖了多少平方米?今年能盖多少?每平方米多少钱?当他听到每平方米十二三元钱时表示,这样就可以多搞。

调查研究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领导同志下基层调查和听取汇报时,经常会接触一些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情况。因此,如何了解到真实情况,极为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极为反对弄虚作假和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调研。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4月,邓小平和彭真到北京顺义搞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认为,农业减产的原因是政策问题,人民公社的一些政策,影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他充分肯定了当时尚有争议的三包”“一奖惩”“四固定的责任制,指出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当他了解到不少农民不想吃食堂时,他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510日,邓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泽东,建议对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3天后,毛泽东将此信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调查研究要做到着眼全局

邓小平在调查研究中爱算账,不是就数字论数字,而是将数字作为从大局和长远目标来考虑问题的依据。他是在算细账,实际上是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全局,算大账。

1982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翻两番究竟靠不靠得住?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后,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19832月,邓小平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车,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地区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19841月,在考察完江苏、浙江两地后,邓小平又来到深圳考察。当听到深圳经济特区的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时,邓小平说:那就是一年翻一番?显然,他对这个递增的速度非常满意。25日,邓小平考察了深圳河畔一个渔民村。他到老支书吴伯森家做客时,吴伯森告诉他,这个村家家是万元户,自己家人均月收入四五百元。邓小平听后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啊!走出渔民村口时,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问:像渔民村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全国人民做到要多少年?邓小平说:大约需要100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吧?邓小平说:至少也要70年,到本世纪末,再加50年。

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在北京宣布,要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预期目标,就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正好与他在渔民村调研时计算的结果相吻合。

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要敢于处理

调查只是前期的工作,真正基于调研的情况制定和实施重要的决策才是目的所在,尤其针对发现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字当头,而非掩耳盗铃。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国务院工作。当时,全国钢铁生产情况很不乐观。1975年前4个月,全国钢铁生产陷入停滞,包头、鞍山等钢铁公司欠产严重。通过深入调研,邓小平在1975521日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指出: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解决的条件也成熟了……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他诙谐地说: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接着他说:字当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

在实际调查中详细了解各种情况和细算每笔账,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他在每次视察和调研时,都力求准确了解真实情况,发现报告和汇报中可能存在的虚假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他非常清楚,别人的报告代替不了自己的调查,同样,别人的意见也代替不了自己的亲手计算。

摘编自《党建》2013年第6 刘金田/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七:

陈云的调查研究之道

1961年,陈云(第二排左四)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作农村调查时,与公社干部合影。

1961627日至711日,陈云积极响应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从解决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实际出发,深入上海青浦小蒸公社开展蹲点调研,并形成了调研成果《青浦农村调查》。

注重深入基层一线实地蹲点

陈云惯于和善于使用蹲点调查法,1961年选择青浦小蒸公社进行半个月的蹲点调查就是实例。陈云的蹲点调查主要表现在:

蹲得住。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主管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可谓日理万机,但是他清楚这次农村调研的意义和分量,仍旧一竿子插到底,轻车简从,在小蒸这个地方扎扎实实搞调研,而且一蹲就是15天。

能蹲到群众中去。他谢绝了县里做的生活安排,给县里同志提出不请不到的要求,尽量不给地方同志添麻烦,不给地方正常工作带来影响。他在小蒸公社能够深入基层干部群众中去,看他们吃公共食堂、养猪、种地等,真正和调研对象打成了一片,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子,也没有坐着车子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的虚招。

蹲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地方。陈云之所以到小蒸公社调研,不仅在于大跃进以来这个地方问题突出,还在于这个地方是他生长、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关注的地方,和这里的干部群众相互熟悉、感情深厚。在困难时期,陈云相信到家乡去,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基层实情。正如他所言:掌握实际情况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向自己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去了解。”“农民知道我们,所以敢于讲话。

善于从细节中找到问题突破点

陈云讲过: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陈云的小蒸公社调研就注重将情况摸细摸清。

通过解剖麻雀、细化问题。不仅选取小蒸公社这个有代表性的调研点,而且选取了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若干重要也很具体的养猪、农作物种植、自留地等问题。

善于从细节找出解决问题的突破点。比如他跟农民聊的时候了解到一个喂养猪崽的细节问题,农民对最后生下来的比较瘦弱的奶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经过安排,奶猪就习惯于在固定的奶头上吃,大小长得比较均匀。从这个细节中陈云看到的是农民私养猪的精心。还比如,在分析多种蚕豆好的原因时,陈云运用相关化学知识进行佐证,种小麦比种蚕豆消耗土地的肥力多,原因是豆科植物有根瘤菌,可以固氮。豆田种水稻施同样多的肥料,要比麦田种水稻每亩多收约五十斤。如果把种豆少用的十担猪肥施在水稻上,再增收二十斤,两项合计每亩可以多收稻谷约七十斤。可以说,陈云这种站在宏观全局高度,从小处着眼,通过打算盘明成本看效益的做法,正是探求重要问题解决的一般规律性的要义所在。

全方位比较确保调研情况真实性

陈云曾说,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因为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在青浦调研中,陈云综合使用了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充分体现了他调研求真的风格。

交换意见。既听肯定意见,也听尖锐批评意见,同时做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当时小蒸公社的老百姓对困难时期的生活、对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有意见:一是粮食吃不饱”“粮食征购多了,只留400斤,每天只能吃两稀一干”“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正像群众反映的,干部吹牛皮,群众饿肚皮”“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而且干部是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众是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两百工,还说不劳动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群众的积极性差。陈云听到这些意见后,说国家遇到了困难,让群众受苦了,他是中央副主席,有责任,应该检讨和道歉。其坦荡的胸怀,为民的情怀,真诚的品格,着实让基层干部群众感动。

比较分析。搞清实际情况,作出相关研判。陈云调研善用比较分析法,彰显着比较分析的特点,什么事情能办什么事情不能为,往往会用权衡利弊方式进行,利大于弊,可为;弊大于利,慎重。

反复验证。情况分析完毕,不急于做结论,而是反复核实,最终确立解决方法。经过15天的调研,陈云形成了对农作物种植、养猪、自留地等问题的研判意见,但是他没有急于下结论或者将调研成果上报中央,而是按照毛泽东所讲的: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他又到杭州、苏州,找了和青浦情况相仿的几个县的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了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顺便问了养猪和自留地的情况。另外,又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萧山和无锡两县县委的同志,调查了种植情况,研究了农作物种植安排上的有关问题。经过进一步的求证,当发现了小蒸调研得到的结论能够经得起检验后,陈云才将撰写的报告上报。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他慎重稳当的工作风格。

(摘编自20171030日《学习时报》 陈松松/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八:

彭德怀两次回乡调研记

195812月,彭德怀在湖南平江调研。

1958年和1961年,彭德怀曾两次回到家乡湖南,在湘潭、平江等地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他全心全意关心群众疾苦、情系民情的一言一行,给当地农民及党员干部留下不可磨灭的良好印象,他身上所展现的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永远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

195812月,彭德怀回到阔别30多年的故乡湖南湘潭,先后深入乌石、韶山、平江等地调研。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他召开了干部、社员座谈会,走访了学校和敬老院,参观了炼铁厂。他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每到一处,总是问寒问暖,亲手摸摸老人和小孩们铺的、盖的,亲口尝尝他们吃的、喝的。

1216日晚,公社负责人向彭德怀汇报说:乌石与全国各地一样,各条战线都在大跃进,社员生活大提高。公社两万多亩水田,增产几十万斤,亩产上900斤的生产队就有不少。彭德怀听到这一含糊里不乏夸大成分的汇报,警觉地追问:亩产上900多斤的生产队,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位负责人说:附近的吴公塘生产队就是。

彭德怀便马上让人把该生产队队长请来。队长说:今年大跃进,收成很好。但具体的产量数字讲不出来。彭德怀追问他:是不是有900斤一亩?队长支支吾吾地答道:那怕会有!

彭德怀听了有些疑惑,便提议说:那我们还是到田里去看看吧!眼见为实嘛。此时天色已晚,寒气逼人,彭德怀来到几丘未被收割的稻田边,用手电筒照了照,看到禾秆已枯萎,痛心地捞上几根稻穗,捻了捻说:太可惜了!他几次蹲下去,扯出禾蔸数了数根数,然后对大家说:你们看,禾蔸这么小,禾是不太好的,一亩会有900多斤的产量吗?我们那时在家里作田,一亩田收成500多斤,要算好禾呢!那位队长在彭德怀这一番认真考察、如实分析面前,不得不承认了错误。彭德怀语重心长地说:说大话,说假话,没有一点好处。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十条标准来衡量,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

这次回乡调查,正值大跃进高潮,彭德怀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浮夸风和脱离实际的大炼钢铁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离开家乡前,他殷切叮嘱当地干部,要好好发扬党的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努力保持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

丢了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深思究因后,在19611月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彭德怀得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马上提笔向毛泽东写信请求批示: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冬天,回北京住一段时间,明年春天再去太行一带。

经毛泽东批准,1961年冬,彭德怀带着一份早已拟好的详细的调查提纲,又一次回到湖南湘潭进行农村调查。1213日,他把当地派给他当向导的记者戴鼎叫来,仔细询问了解基层情况。当谈及当时有失偏颇的一些做法时,彭德怀满含忧虑地说:群众最通情达理,我们解放才十来年,吃饭、穿衣、办事都要首先想到农民,丢了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就丢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瞎指挥、盲目冒进,建不成大业。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纠正得及时,损失会更大。

1214日,彭德怀去鹤岭大队调查。他一路匆匆,深入农户问寒问暖,看完这户又走那家,认真调查民情。低调朴素、平易近人的彭德怀对未能认出彭元帅而连连道歉的老乡和蔼地说:彭元帅进了乡,不也是和大家一样吗?普通一人嘛!彭德怀到乌石公社金星大队党支部调查,发现这是个好典型。该支部有20个党员,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大都是土改干部、初级社的老骨干。他们能够较好地关心群众疾苦,对社员的住房、吃饭问题安排得妥当;能够坚持民主作风,有事常与群众商量;能够深入实际抓生产,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因此,群众心情舒畅,生产干劲足。在困难时,干部群众一条心,夺得大丰收。为此,彭德怀要求县委推介这个典型。

彭德怀这次回乡调研历时50多天,先后到湘潭县的3个区7个公社10多个大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调查座谈、接待乡村干部及农民2000多人。他先后写下了《乌石公社乌石大队的调查材料》、《湘潭县乌石公社金星大队今年全面增产》、《湘潭县乌石公社金星、新坪、乌石三个大队的手艺工人情况》、《湘潭县花石区黄荆坪集市贸易的情况》、《一个减产队的调查材料》等5个调查材料,还起草了一个向粮食部、财政部反映农村征购任务过重而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报告。这些材料为党和国家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摘编自《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5 春紫/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九:

1961 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1月上旬,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穿越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回眸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无疑给我们党的执政和领导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毛泽东五次听汇报,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59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中国农业生产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下滑;1960年,中国农业生产又遭受百年不遇的灾害,占总耕地一半以上的农田受灾,城乡市场供应更加紧张。严峻的形势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正确判断客观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国民经济调整政策。

19601224日至196111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分析了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会议召开之前及参会期间,毛泽东先后听了五次汇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毛泽东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这篇讲话,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强调:要到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示,解决前所未有的困难,一场大规模的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活动,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一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第一线,摸清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留下了许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彩篇章。

了解农民疾苦,制订农业六十条

为了了解农村的现状和问题,19611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三个调查组最后会集广州,向毛泽东报告调查情况。

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考察了杭州、长沙、广州等地,在沿途的调查中,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要解决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搞一个详细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322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随后,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带着六十条草案,集中一个主题,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在有的地方,甚至是一条一条地念给农民听,请农民提意见。刘少奇去了湖南的长沙县和宁乡县,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的武安、涉县,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陈云到了上海青浦县,邓小平到了京郊顺义、怀柔县。此外,中共中央还直接组织了一批调查组,前往各地农村调查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521日至6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下发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与草案的不同之处,就是解散公共食堂和取消供给制。不久,农业六十条所起的积极作用很快显现出来。

为进一步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全党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委托田家英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1962213日发出。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作出的将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的决定,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举措。

摸清工业情况,制订工业七十条

农村困难状况有所好转之后,1961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转到工业方面,并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在一系列详细调查的基础上,中央考虑制订有关工业调整的重要文件。由邓小平主持,经过讨论、修改,形成《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是年916日,草案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并发布试行。它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工业七十条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并作出许多具体规定,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管理的章程,它不仅恢复了被大跃进运动否定和打乱的工业企业规章制度和正常秩序,而且建立了一些大跃进以前未曾建立的制度,使我国工业企业的管理在调整中向规范和健全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对科教、文艺等领域也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了调整政策。这一时期,相继出台的科学14条、高教60条等,对各条战线工作秩序的整顿和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统一认识,切实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春节前后,县以上领导干部七千多人,从全国各地汇聚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工作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这一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困难虽然还没有过去,但是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的作风得以恢复,为以后经济和各方面的调整,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60年代初带头进行的这次系统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的五风问题。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模范带头,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这一领导方法和领导经验,启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摘编自《共产党员》(河北)2014年第1 杜丽荣/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十:

1961年的北京市委农村调查

1961年初,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发出了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的号召。

北京市委积极响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从19613月开始直至年底,在配合中央各调查组开展调查的同时,也成立了多个调查组,以农业为主,分别围绕农业、工业、商业、手工业、教育等方面展开了调查研究。北京市各县(区)委也在与中央、华北局或北京市委的调查组展开联合调查的同时,各自成立调查组在辖区内进行了调查研究,从而形成了中央调查组、北京市委调查组和各县(区)委调查组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联动的生动局面。其中,围绕农村人民公社的若干政策问题在各县(区)基层社、队进行的农村调查,准备最早,规模最大,成果也最丰富。各调查组到达调查点后,大都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等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鼓励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解除顾虑,引导他们说真话。在充分了解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意见、建议,再向群众进行解释、宣传。

刘仁率领的南苑公社调查组,在南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时,解决当地公共食堂问题的过程便是1961年北京市委有效开展农村调查的典型。到达南苑公社后,调查组在南苑公社大红门大队主持召开调查组和全体基层干部会议,在会上提出要大家调查什么是群众生活上最迫切的要求以及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得到的一致反映是群众对公共食堂意见最大。随后,刘仁突然袭击了两个公共食堂并走访了几户社员。经过了解摸底,对群众关于公共食堂的真实想法大体掌握后,刘仁便主持召开了一次由调查组成员和公社、生产队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学习毛泽东批示的胡乔木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又对照南苑公社的具体情况,研究了解决公共食堂问题的方法、步骤。随后在大红门大队所属的4个小队进行试点的过程中,刘仁责成社队干部在4个小队全体社员群众大会上做动员,着重讲清吃食堂是革命的,不吃食堂也是革命的。经过动员,社员进行了广泛而认真的讨论,不到10天,大红门大队所属4个小队的社员全都退出了公共食堂。于是,又在全公社开展公共食堂的大讨论。经过两个星期,全公社130个生产队,近万户社员,全部退出了公共食堂。

此外,还有的调查组通过典型调查、个别访问的方式来获得对实际情况和群众想法的真实了解。如卢沟桥公社调查组在丰台区卢沟桥公社开展调查时,同时成立4个小组到岳各庄、靛厂、大井、郑常庄4个中队,在每个中队分别找一个生产较好和较差的小队做典型调查。在岳各庄和郑常庄的几个生产队内,调查组采取了个别访问的方式,分别访问了愿意吃食堂和不愿意吃食堂的社员,并调查了社员对供给制的态度,并对办食堂前后妇女出勤率和所得工分以及全队用煤量进行了比较分析。

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北京市委基本掌握了北京农业生产和农村社队的真实情况。北京市委汇总各个调查组的典型调查报告,于19615月和19621月先后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报送了9个专题报告,并附有32份典型材料,为中共中央的农业决策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也为北京市农村政策的调整、党群关系的改善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摘编自《党史博览》2017年第2 高冠龙/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十一:

延安时期党的调查研究之风

19417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81日,该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正式公布。此后,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调查研究机构,促进了经常性调查的开展,领导干部带领的调查团也开展了比较广泛的调查。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执行,第一次形成了调查研究之风。

成立调查机构,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

中央对调查研究的机构设定及其职能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及各根据地政府均需设立调查研究机关。具体规定是: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等各种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作为中央的直接助手,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调查局负责筹集材料。

19418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任局长和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时为副局长。北方局成立了调查研究室,彭德怀兼任主任。南方局也针对经济、统战和教育问题开展了调查研究,并出版了《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为检查地方对中央调查研究决定的落实情况,194233日,中央书记处专门下发了《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根据通知中具体的问题详细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点和经验作出总结电告中央。

1941124日,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在延安正式成立,设立了调查处、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和办公室等,明确划分职责。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调查研究室)作了大量的研究,部分成果对正确制定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总共搜集了772万字的资料,编印了81.5万字的材料。1942年主要进行各地基本情况的调查,比如关中、西北、甘肃情况调查等。1943年则集中调查了减租问题,先后对佳县、米脂县、绥德县等进行了减租斗争的调查,并写了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土地租佃条例草稿》《土地登记办法及说明》《土地所有权条例及说明》和与债权债务相关的文件。1944年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食盐统销、信用合作社发展、民主政权建设、工业与金融贸易关系等问题。边区研究室(边区组)是边区经济社会调查最重要的常设机构之一,先后编撰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三三制政权问题》《关于边区减租运动的研究》《关于靖边县新城区五乡合作社的调查报告》等。

组成各类调查团,开展目的明确的调查研究活动

中央及各部委、群众团体成立了各种调查团,广泛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西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妇委、留守兵团等都派考察团深入基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西北局考察团根据两个多月的调查材料,编写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详细介绍了该地区农业生产概况、土地租佃关系、土地变动及趋势、土地纠纷和农村阶级关系,是西北局调查团的代表性成果。中央青委考察团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杨家沟社会调查材料》《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等调查材料。中央妇委组织了妇女生活调查团,写出了《沙滩萍调查》《沙滩萍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调查报告。八路军政治部成立了一百多人的战地考察团,对抗日战争现状进行调查研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带领调查团,先后对甘泉、富县、安塞、志丹等县进行调查研究,并在边区政府政务会议上报告了发现的问题,改善了政策。

各类调查团中,张闻天同志率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持续调查时间最长、成果最丰富。1942126日,他率领马洪、刘英、雍文涛等一行10人在陕北和晋西北等地重点调查了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土地问题。194333日他返回延安,27日写完调查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毛泽东看后批示中央各位同志都要读一读。调查团先后完成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杨家沟地主调查》等报告。《出发归来记》集中反映了延安时期张闻天的调查研究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张闻天认为,老百姓怎样生产,生产中的关系怎么样,是能看到的最平常、最普遍但又对老百姓最重要的东西。不过我们在上面待久了,反而很容易忽略了这些东西。第二,应该通过调查研究,在实际中、群众中审查工作。他认为,工作审查常常流于形式,像上级决议向下级传达时不断打折扣一样,下级把情况逐级向上汇报也不断打折扣。而基层是检查领导工作的一面镜子,政策是否正确必须在实践中、群众中检验。第三,他认为调查研究要善于抓典型,善于解剖麻雀。他说过去的调查常常是走马观花的,调查的事物虽多但不深刻,典型调查则可以把问题研究得深入透彻。张闻天在米脂县杨家沟的调查就是典型调查的代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调查研究的成效

调查研究有力推进了整风运动。各级干部深入调查研究,逐步加深了对国情的了解,认识到了主观主义的危害。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中指出,这次调查研究使他冲破了教条的囚笼。一年多的调查使他对过去自己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产生了怀疑,因为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不应该夸夸其谈、自以为是,而是应该一切工作都从客观实际出发。

调查研究促进了政策更符合实际。从对西北局调查研究的回顾看,当时的调查研究是逐步深入的,开始是事无巨细的基本情况调查,后来是重点针对土地租佃问题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起草了相关文件,最后又涉及更多方面的专题调查。调查研究使各级干部加深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有利于制定科学的政策。

摘编自《传承》2013年第9 李小娜/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十二:

难忘胡耀邦徐州调研

20世纪五十年代,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曾两次来我市调研,那时我正在徐州团市委工作,参与了接待任务。我所亲见的胡耀邦同志在徐期间的一些小事,从一个侧面展现出胡耀邦同志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人格魅力。

工作起来废寝忘食

1958年,胡耀邦来徐了解工业生产发展情况。下车伊始,他就投入调研中,那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让大家颇受感动。

当时他住在南郊招待所(徐州市委第一招待所),一天晚饭后,他约了分管工业的市委副书记牟子敬等同志,了解徐州煤炭工业生产和青年工人思想等方面的情况。一谈工作,大家都忘记了时间,直到深夜仍谈兴甚浓。其间,胡耀邦的生活秘书两次到会议室,看汇报会是否结束。几个小时一晃又过去了,秘书急得发话:该吃夜宵了!这时大家才发觉时间已到深夜。牟子敬带着歉疚的语气说:你看,我们多麻木,只顾汇报工作,没考虑到首长早该休息了。胡耀邦听后,笑嘻嘻地说:你们不是一样也熬了夜吗?要不是一起熬夜,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可以头碰头吃上一碗热乎乎的夜宵了。

意在扎根,这就对了

为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和锻炼,中央曾实行年轻干部下放农村三同政策,即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此次来徐,胡耀邦除了解工业生产情况外,还要了解年轻干部的思想情况,并专门召开了解下放农村年轻干部的思想情况的三门干部座谈会。

所谓三门干部指的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大门,没有实际参加过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下放农村的干部。在座谈会上,一位三门干部向胡耀邦反映说:组织上下放我们到农村劳动锻炼,我没有一点意见,但是,叫我们当一辈子农民,我有点想不通。胡耀邦听后快言快语地发问说:当一辈子农民是谁提的?这个提法不妥当!参加座谈的同志听了胡耀邦的这句话,不知如何回答。陪同座谈的市委副书记沙振乾向胡耀邦解释说:这是市委提的,是为了让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同志,树立个扎根思想。胡耀邦听后笑着说:噢,这就对了,市委意在让你们树立扎根思想嘛!并非真的就让你们当一辈子农民啊!会场上略显拘谨的气氛,立刻被胡耀邦的这番独特的解读缓解下来。大家纷纷畅所欲言,会场气氛异常热烈,在这样规格的专题座谈会上,是很少见的。

借的东西,怎能不还

1956年,胡耀邦来徐的时间较短。时届深秋,在他将要启程返京时,天气骤然变冷,他所穿的衣服不能御寒,冻得瑟瑟发抖。考虑到胡耀邦的身体健康,团市委于云汉书记主动将他的布面羊皮短大衣送给胡耀邦御寒,并诚恳地向胡耀邦同志说:这件衣服留在你身边吧!不必还了。胡耀邦笑着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是时刻要牢记了,借的东西怎能不还呢?胡耀邦同志回京后,真的托人把衣服带回徐州,并附信表示感谢。

(摘编自20081221日《徐州日报》 宫兆传/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十三:

张闻天开展晋陕农村调查

1942年,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所从事的晋陕农村调查,是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后又一次非常重要的社会调查。这次调查是在延安整风背景下进行的,前后历时一年又两月,涉及陕北神府县8个自然村、米脂县杨家沟村及晋西北兴县14个自然村,收集和整理的资料达数百万字,可以说是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中西部结合带或晋陕农村社会经济演变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料。

19418月,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广泛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张闻天率先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团并亲自担任团长,主动请求赴晋陕根据地进行农村调查。1942126日,张闻天率调查团从延安启程,调查重点是晋陕根据地区域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检视党在抗战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并通过具体分析农村社会实际状况,进一步完善党的抗战政策。

调查地点很有选择性,神府县是已经过土地革命的无地主县份,调查主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米脂县杨家沟村是一个未经过土地改革且保存大地主经济的典型村庄,调查团以最大的地主马维新为切入点调查了地主经济,他们查阅了马家百余年地租、高利贷和商业账簿,并深入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广泛考察。兴县农村属于既未经过土地革命又无大地主的普通小农经济区,调查地域与对象均比神府调查有所扩大,调查基本主题仍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考察重点则为土地问题。整个调查过程和调查内容非常细致,张闻天亲自设计了许多表格,要求调查员分别深入各村挨家挨户进行详尽调查。如在神府县贺家川调查生产力状况时,他要求了解当地各种土地类型及其等级,各种作物在各类土地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及常产量,各种牲畜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全年经济效益、各种草料消耗量,为何高粱产量低而人们仍然种植等。

在具体调查中,又采取召开调查会、个别谈话与实地调查三种形式并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综合考量,而在同一类事项中则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调查区域,如经过土地革命的农村与未经土地革命的农村、川地农村与山地农村、中心地区农村与边境地区农村、同姓父子村与异姓杂居村,并对之以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的方法进行考察。尤其在晋西北兴县调查中,张闻天化名张晋西,住在农民家中,遍访所有农户,口问笔录,搜集第一手资料。事后,又立即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若发现问题再到群众中重新调查。调查材料初步整理完毕还要向基层干部进一步核实,征询自己提出的意见是否符合实际。

陕北与晋西北农村是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力最原始落后的地区之一,晋陕调查团详细考察了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在抗战与革命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这种系统性的调查可以说在此之前党史上还很少有过。在调查工作结束后,张闻天将自己一年多的调查工作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写成了一份向中央汇报的总结报告,即《出发归来记》。在《出发归来记》中,张闻天精辟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对于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基本态度——“一切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

(摘编自20109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岳谦厚 张玮/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十四:

周恩来基层调研的五项规矩

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53日至6日,周恩来总理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主要就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蹲点调研。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天,从细节中解读周恩来恪守的基层调研规矩,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好好学习和发扬。

突然袭击的规矩

由于当时生活困难,伯延公社社员食堂以吃玉米糊糊和代食品度日。早就得知总理第一天中午要吃社员食堂饭的消息,社队领导精心安排一个社员食堂,一面让社员们提早把饭打走了,让总理看不到社员吃饭的真实情况,另一面想办法专门给总理做了面条、馒头、稀饭和红薯。这些情况哪能骗得过周恩来呢?

第二天中午,周恩来突然提出,还要到社员食堂去吃饭,而且要去另一家昨天没有去过的食堂。社队领导一下都慌了。原以为总理昨天去社员食堂吃过一次饭后就不会再去了,因此没有提前做任何准备。周恩来来到一个食堂,只有炊事员和司务长还在,其他社员们已吃完饭回家了。跟随的公社领导对周恩来说:总理,食堂没有饭了,还是回公社吃吧。周恩来不说话,径直奔向灶台揭开锅盖,锅内还剩些玉米糊糊。他问道:这不是还有吗?有人回答说:这是炊事员吃的。”“那好嘛,我与炊事员一块儿吃。周恩来叫炊事员盛了一碗玉米糊糊,还掰了一小块代食品。过后派人送来1两粮票、5分钱饭费。

这次突击,周恩来吃上了真正的社员食堂饭,了解到了农村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在尊重基层调研安排的同时,周恩来常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安排、没有做过手脚的地方去调查,从中发现问题。他说:你想摸到真实情况,就不要老是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要多到那些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地方走一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为真实的情况。

躬身求教的规矩

周恩来到了一片杏树园。在空隙地里,胡银福两口子正在栽红薯秧。周恩来边看边问胡银福夫妇红薯怎么栽,并顺势蹲下来,要帮着他们栽红薯。老胡的妻子李善琴赶紧拦住说:可别,可别,都是泥。她给总理讲,栽红薯要先往坑里倒上水,将红薯秧弯着按下去,不能直着插进去。还说刚开始没有经验,直着插,结果红薯结得很少。周恩来听后连声说:对,对,就是得学经验。

周恩来说过,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他一生坚持虚心向群众学习,认为:在农村中,许多农民比我们勤劳勇敢,比我们有办法;在工厂中的广大工人,比我们能生产,比我们能创造;广大的劳动知识分子、学生,有的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在下基层调研中他随时随地留心观察群众,一有机会就躬身向群众求教。

反复核实的规矩

在伯延,周恩来每访社员家,总要到社员存粮的房间走一走,到灶间揭开锅盖看一看。一天中午,工作人员领着周总理来到徐翠叶家中。徐翠叶的婆婆刚从自留地栽红薯回来,正蹲在院内一个墙角烧灶火,准备热点榆叶汤喝。周恩来走到灶旁揭开锅盖看了看,没说什么盖上了,问徐翠叶的婆婆:大娘,锅里煮的什么?她说:煮的榆叶汤,糊着把糠面。听她这么一说,他又一次揭开锅盖细看了一下,嘴里不停地啧、啧、啧

周恩来在徐翠叶家第二次揭开锅盖是为了再核实一下第一次揭开锅盖看到的和听徐翠叶婆婆讲的情况。周恩来在调研中很重视基层一线点上和面上情况的反复核实,绝不能搞大概”“可能”“想当然。他指出: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后来,他在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伯延调研情况沉痛地描述说: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一个字,就是周恩来在调研中反复核实后下的精准的结论。

和群众交朋友的规矩

在参加座谈会之前,伯延社队干部特意向社员张二廷再三交代:总理可是大官,千万不能乱说。在座谈会上,阅人无数的周恩来发现了这位真诚的农民,在他的引导下,张二廷第一个大胆说出了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饱的真心话,说出了总理,再这样糊弄下去,过两年连您也会没吃的辣味十足的话。周恩来边听边鼓励,耐心听完张二廷一通话,激动地站起来,握住他的手说:二廷,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周恩来下基层调研时喜欢深入到群众中,乐于和群众交朋友。周恩来曾说过: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出意见的。座谈会上他这样评价张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得很对,我很难过。对这位新交的农民朋友,周恩来信守关心朋友、不忘朋友的信条,亲自到张二廷家看望,想办法帮助他抚养孩子。

不把群众隔开来的规矩

最后一次座谈会是56日下午在供销社院内的大屋进行,开完这个座谈会周恩来在伯延的调研就结束了。会议结束从屋里一出来,周恩来看到供销社大院内和门前的元宝坑广场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原来是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听到总理要走的消息,纷纷赶来送总理,约有上千人。总理的车停在村北,但是向北的路已经被沸腾的乡亲们堵住了,大家簇拥着总理,都想和总理握个手,警卫们拦也拦不住。周恩来一看这种场景,不让警卫拨开向北的人群,而跟簇拥的乡亲们向南走,慢慢绕着元宝坑广场走了一个大圈儿,并频频向乡亲们招手致意。

不要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这是周恩来下基层调研对地方领导常嘱咐的一句话。他对不让群众见领导或者让群众为领导让路很反感,曾气愤地说: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就出来了。

(摘编自35日《学习时报》 林宁/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十五:

叶剑英调研决策三部曲

广东解放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城乡经济,以及进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造,成为华南分局和叶剑英的主要工作。

为更好地部署全省开展墟镇工作,叶剑英向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下达墟镇工作专题调研任务,要求他们提出加强墟镇工作的办法。1950526日,叶剑英就墟镇工作给各地委发出指示,要求把党的干部派到墟镇中去,以便使我们能够真正依靠群众,了解农村的情况。910日,广东墟镇工作研究会召开,叶剑英要求与会人员多多研究在实际中怎样做好墟镇工作。他指出,解决好作为城乡关系间纽带的墟镇问题,是做好城市工作与社会改革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步骤。他形象地以头发辫子描述墟镇在城乡关系中的地位。他说:如果说墟镇周围的农村等于我们的头发,那墟镇就是头发集中起来的辫子。我们抓紧了墟镇,形同抓住了辫子,叶剑英指出,如果绕开墟镇、直接进入农村,往往会情况隔阂,工作上造成偏差只有依靠墟镇中的工人、店员、青年、学生、教师等,从他们那里,从各方面了解周围农村的真实情况,组织他们和我们一起下乡,农村工作才能够做得好。叶剑英的讲话,体现了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他认为,调查研究是获得真实情况的基本手段,是落实墟镇工作的重要途径,最终在于搞好各项工作。

叶剑英主政广东短短三年时间里,遵循着先调查、再研讨、最后定政策的决策模式,即先摸情况,后开神仙会,最后再定政策三部曲。也就是,第一步先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力求对要处理问题的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有个透彻的了解;第二步召开群众会征求意见,部门专家会提出具体方案,领导会进行民主决策,这就是集思广益,走群众路线;第三步才是制定方针政策和实施办法。通过这样的决策模式,叶剑英准确地把握了广东的真实情况,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最终制定出符合广东实际、切合群众利益和需求的决策、政策,使解放初的广东在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平稳、健康、有序发展。

(摘编自312日《北京日报》 黄金魁/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十六:

陈云的三次调查研究

陈云是调查研究的楷模。他提出了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认为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主张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陈云有三次调查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华北敌后根据地党建调查: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1937年全国性抗战开始后,陈云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随着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许多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区建立起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1938年春天,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例会上,陈云提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要面向全国组织系统,并着手调查研究党的建设状况。

当时延安与华北敌后交通阻隔。陈云建议从华北敌后六个大区选调一些同志回延安汇报敌后根据地党的建设情况。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后,他要求每个区党委来一位副书记,选送一位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则各来几位乡党支部书记。1938年十一二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陈云又指示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组织工作巡视团前往华北敌后根据地,检查各地党的建设工作。通过调人来、派人去的调查研究,陈云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情况,发现了不少问题。

陈云了解到,有些地方,一个老百姓在七八个群众团体名册上都有名字,而每个团体又规定五天或七天开一次小组会,十天或半月开一次大会。他想:如果真有这样老实的老百姓,遵守纪律,每会必到,即使不种地,时间还不够分配。他们反映的问题中,更有甚者,有个县的地主把持乡政权,他们把各种负担都加在抗日军人家属及贫苦工农身上,却美其名曰起模范作用

根据调查研究了解的情况,陈云在《共产党人》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指出:我与华北六个不同地区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谈话以后,觉得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要使抗战前进一步,要使我们党的工作前进一步,问题的根本,在于开展群众工作。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他提出划小区乡党组织工作范围以便接近党的支部和接近民众、支部要经常注意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团体领导机关的人要深入下层工作、组织妇女等措施,主张我们要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支部掌握乡或村的全局,即掌握全乡或全村的党、政、军、民、学的工作。做到了这一点,支部才算得是群众的核心,党在群众中的堡垒

青浦农村调查: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

1961年,为了进一步弄清国内情况和问题症结,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陈云响应号召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了15天农村调查。为什么选在自己的家乡?陈云的考虑是:这里是我1927年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

那时,农村只有可以走人的土路,汽车、自行车不能通行,到各个村落去都要步行七八里路,但陈云到了青浦县仍然坚持到处去看。他看到,私养母猪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鳅,猪圈也干净,产苗猪多,苗猪成活率高。公养母猪喂食不分大小、强弱,像开大锅饭,猪圈脏得很,母猪流产多,苗猪成活率低。

当时为了多产粮,上级改变当地农民种一季水稻一季蚕豆的习惯,改种双季稻、种小麦。陈云和当地干部农民一算账,表面上亩产多了,但算上多投的种子、劳力,多占的寄秧田等,其实并不合算。那时候有人担心农民自留地多了,会影响集体生产。陈云调查后发现,自留地少了更不利。农民肚子很饿,不但搞不好生产,连当肥料的红花草都吃了,青蚕豆也是吃了再说,掼麦子的时候故意不掼干净,回去自己搓麦秆。

回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印发8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

宝钢调查:大家要同心协力,把宝钢建设好

1979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3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同时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调整工作。

陈云的议事日程上,急需处理的是上海宝山钢铁厂的问题。这是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新建特大型钢铁企业。在确定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后,宝钢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有些人甚至认为宝钢建设是上了外国资本家的当,现在是骑虎难下。

陈云没有轻易下结论。他的办法还是调查研究。他在北京了解了许多有关宝钢的情况,又邀集长期从事冶金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进行座谈讨论。530日,他又亲自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听取上海市委和宝钢工程指挥部的汇报,另一方面派他办公室主任到宝钢工地现场实地考察。他还与上钢一、三、五厂和冶金局的负责同志以及生产专家进行座谈。

陈云边调研边考虑宝钢建设问题。最初的考虑是基本立足国内、关键设备进口;到上海开始调研时,考虑设备全部进口,还要买技术、买专利;调研后离开上海时,才确定还是按照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197959日提出的《关于宝钢建设工作安排的报告》办,继续建设,推迟进度。

616日,陈云在财经委会议上讲话,要求宝钢干到底,买设备同时买技术、买专利。陈云提出: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总之,大家要同心协力,把宝钢建设好。经过7年多建设,19859月宝钢终于胜利建成投产,并以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创造出世界一流钢铁企业的业绩。

(摘编自39日《学习时报》 熊亮华/文)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列文摘之十七:

毛泽东独树一帜的调研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事高度紧张繁忙,毛泽东除194912月第一次出访苏联外,国内第一次视察外地的时间是195210月;第二次视察外地是在19532月,癸巳正月,毛泽东专列沿着京汉铁路,展开毛泽东式的调查研究。

早在国内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即以比较深入、独树一帜的调研之风闻名全党。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3年《长冈乡调查》,都体现了毛泽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深入下去,解剖麻雀,点面结合,寻找规律和解决问题办法的突出亮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成为备受拥戴的开国领袖,再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有时间深入一地数日甚至数十日调研,但他仍然保持了深入调研的精神和精髓。

1953215日,癸巳正月初二深夜12点,毛泽东专列驰出北京,次日凌晨,专列在保定站请上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马国瑞,马国瑞一上车就向毛泽东全面汇报了河北省农业合作情况。毛泽东手执红蓝铅笔,在记录本上记着要点。交谈两个多小时,车到邢台站,马国瑞下车,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应召上车,认真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全县三反五反情况,并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等六个方面将县互助合作的情况作了汇报。列车到达郑州站后,张玉美下车,京汉沿线随后登上毛泽东专列交谈问题的,还有时任许昌地委书记的纪登奎、信阳地委书记王黎之等人。他们每人向毛泽东单独汇报时间数小时不等,均不许照着材料汇报,自然要将当地一切情况烂熟在心,才能回答毛泽东的随机提问。

譬如毛泽东问纪登奎你知不知道文香兰啊?文香兰是许昌地区鲁山县一位农业合作社女社长典型,共青团员。1952年响应爱国丰产的号召,带头耕种3亩试验田,向上级报试验田小麦亩产量676斤。适逢《人民日报》记者阒枫下乡搞调查,计算其试验田亩产量虚报,向当地政府反映。但当年文香兰仍以试验田高产,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阒枫实事求是写出《鲁山文香兰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高额丰产的实况调查》,登在195315日《河南日报》头版,并发表编者按,建议河南省人民政府严肃处理该事。

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当即向毛泽东汇报:文香兰虚报之事被披露后,很快从不久前上级鼓励乡亲热爱的天上,陷入四面楚歌困境。村童新编儿歌:文香兰,假模范,骗人牛来骗人钱。村民像躲瘟神似的躲着她,社员们纷纷要求退社,连文香兰的公公和大哥也退了社。这时贺塘乡党支部书记李瑞堂伸出手来,和另两位干部年前把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一起借给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帮助她们渡过难关。文香兰在村民大会上多次检讨错误,村民都说,文香兰还是一个年轻人,知错改错就好。文香兰又带领社员们干起来。听了纪登奎及时了解的情况汇报,毛泽东笑着说:哪里跌倒了,哪里爬起来,好。

毛泽东调查研究细致、真切,对翻身农民和青年关心爱护,并且注重以京汉铁路沿线不同的地县为,不断深入,从中寻找和验证开展农业合作化是否可行的一般规律。

到达汉口后,毛泽东视察调研武汉民情三天,219日乘长江舰从汉口前往南京。沿途亦上岸或请各地领导人上舰了解情况,相继召开了不同类型的调研座谈会,特别注重听取基层农民出身的各级干部声音。1953222日,毛泽东在南京下榻的司徒雷登故寓,曾召开过一次小型座谈会。会议由时任南京市副市长的柯庆施介绍江苏工作情况,毛泽东不时插话,关切地询问华东和江苏一些具体情况,曾过细询问农民出身的泰兴县委书记沙克该县的人口、土质等。沙克谈到泰兴重视养猪,并用当地方言说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诙谐押韵,举座大笑。毛泽东听不懂泰兴方言,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的江渭清赶忙用普通话解说一遍,意思是养猪很重要,猪多肥多,庄稼长得好。毛泽东点头大笑。养猪、农家肥从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思考,后来在党内干部会上,多次讲养猪、积肥与农业的关系。

注意各地具体情况,发现其中值得推广的经验,这是毛泽东深入调研的法宝之一。随行中,高度关注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也是建国初期毛泽东调研之风的特色和亮点。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毛泽东时时关注民情,点面结合深入调研之作风,至今仍令人如春风拂面,回味深深。

(摘编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4 马社香/文)